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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松民观影笔记之 | 《归来》:一个失败的寓言
2017年以来,伤痕文艺,主要是电影和电视剧,以澎湃之势汹涌而来,令人错愕。
引领这一拨伤痕文艺潮流的,应该是2014年上映的张艺谋的《归来》。我当时以为,《归来》是伤痕文艺的绝唱,没有想到却开了“用旧中国否定新中国”的“新伤痕文艺”的先河。
看《归来》,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。
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之交,第四代导演拍摄了一系列的“伤痕”电影,如《苦恼人的笑》、《小街》(杨延晋)、《生活的颤音》(滕文骥)、《春雨潇潇》(丁荫楠)、《巴山夜雨》(吴贻弓)、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(吴天明)等。
在这些第四代导演的镜头中,人道主义旗帜是一片朦胧而温暖的亮色,力图告诉观众,虽然主人公身处酷烈的大时代,但心中是有爱的,他们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,不仅使自己获得了拯救,生活也因此充满了希望。
第四代导演讲述的故事中,主人公都经历了一次不可承受的丧失之痛:两个恋人、一对恩爱夫妻、父亲和女儿等,正在憧憬或刚刚开始美好生活,却突然永远地彼此失去。对影片的主人公说来,这无异于一种残酷的剥夺。同时,剥夺者(“坏人”)在文本中呈现为缺席,成为一种悬置在苍穹中的无声却可怕的巨大力量。
第四代导演信奉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的名言“人是历史的人质”,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温情赦免了个人,却不容辩护地控诉了历史和时代。
《归来》中,张艺谋非常娴熟的运用了第四代的这一手法。
主人公陆焉识和冯婉瑜受到了非人的迫害,但迫害他们的人并没有出现,无论是故作威严的街道主任、工宣队长,还是机警严厉的劳改队指导员,都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。
那个给冯婉瑜造成巨大心灵创伤的“方师傅”,有可能是影片中唯一的“坏人”,却始终没有露面。
当陆焉识手里攥着曾经被方师傅用来殴打冯婉瑜的饭勺,出征似到东风炼钢厂准备找他复仇时,却发现他也被“专案组”带走了。
显然,“方师傅”也是时代的受害者,正在以“三种人”的身份被审查,他也因此被赦免了。
张艺谋的叙述中,唯一应该对主人公的苦难负责的就是“时代”——不言而喻指的是文革时代。
作为一个老练的、屡获国际大奖的电影导演,张艺谋的确非常善于营造气氛。
影片前半部分的文革年代,拍的萧瑟恐怖,凄冷的秋雨始终下个不停,这和姜文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“强烈的阳光照的人眼睛发黑”的意境截然不同。
陆焉识躲在火车站天桥下面等待冯婉瑜前来相会的那一幕,背景上更是充满了火车轮轨沉重刺耳的摩擦声,让人感到压抑紧张。
即便是丹丹的芭蕾舞学校演出成功,全体观众起立鼓掌的镜头,也被拍的十分肃杀,观众的动作宛如机器人,虽然声震屋瓦,却缺乏内在的激情。
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年代,尽管也还是满地黄叶,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,但背景却变成了让人感到安全舒适的暖色调了。
尽管张艺谋苦心孤诣,对时代的控诉还是出现了纰漏。
陆焉识和冯婉瑜的女儿丹丹,是影片中穿针引线并发挥转折性作用的人物,正是她的“出卖”才导致陆焉识和冯婉瑜的天桥会面没有成功。
可是,另一方面,作为一个舞蹈学校在读的女学生,丹丹最大的苦恼仅仅是不能演主角——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吴清华。这与其说是一种苦难,不如说是一种幸福,考虑到她的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判了重刑,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奢侈”了。
《飘》中的郝思嘉在战争爆发前,也整天“苦恼”,因为面对众多的追求者不知如何选择。作者玛格丽特·米切尔正是通过对郝思嘉“苦恼”的描写,来展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农场主的幸福生活的。
张艺谋本想通过丹丹的遭遇来控诉时代的严酷,无意当中却让观众意识到,时代其实不那么“严酷”——至少你还可以跳芭蕾,可以争主角。
倒是在文革结束后,丹丹才“沦为”纺织女工。
《归来》在还原时代面貌,比如街景、服装方面做的比较细致,这已经获得了一致的口碑,但仍然不是没有瑕疵。
比如影片的中每一个人都佩戴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,其实文革后期(影片给出的时间是1973年),佩戴这种像章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即便是在文革高潮的最初三年里,老百姓佩戴领袖像章,也主要是民间的自发行为,不像朝鲜那样是政府规定。
另外丹丹演出结束后,全体观众起立挥舞语录高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的画面也不真实,因为这种挥舞语录的场面只可能出现在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前。
“第四代”导演发韧于1978年至1979年。
1979年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转折年头。
在“三中全会”、“解放思想”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等催生的社会氛围中,在改革开放的令人激动的前景下,人们陡然感到了一种全新的律动。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启蒙话语给了人们一个关于“蓝色文明”的全新许诺,那是一个陌生而撩人憧憬的未来。
所以第四代的作品都有一条“光明的尾巴”,离去者的归来,往往预示着美好新生活的开始。
但《归来》不敢这么乐观了。
晚近三十多年历史进程表明,当时的许多撩人憧憬是一厢情愿的,恶梦醒来是早晨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,抛弃“黄色文明”,走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“蔚蓝色”的结局并不十分美妙。
以丹丹为例,影片结束时,她还是毛纺厂女工,如果不抓紧在父亲的帮助下考上大学,那么到了九十年代,很可能会成为下岗大军中的一员,甚至会像曹征路的小说《那儿》中的女工杜月梅那样沦为站街女。
因此,陆焉识的归来同时也是一种“归来的未归”——作为一种自然人的陆焉识已经归来,但他所象征的、所代表的美好生活却并未归来。
美好生活何时到来?张艺谋不知道,原著者严歌苓也不知道。
陆焉识无力改变这一切,他陷入比在劳改农场时更糟糕的困局:在农场时他还可以期待被释放的那一天,但今天,他却只能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等待一个明知道永远也等不来的“自己”——这一无解的困局是中国精英集团的困局,在一定意义上,也是今天中国的困局。
附言:
最后顺便说一句,1957年反右,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,这些人主要是政治上受到影响,生活待遇(比如工资)基本保留。但展示他们苦难的伤痕文学和影视作品,三十多年来可谓汗牛充栋。
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工人多达3000万,由于是用“买断”的方式被推向社会,所以他们的生活境遇被当年的右派还要惨,然而迄今为止,表现他们苦难文艺作品可谓凤毛麟角。
这似乎意味着,历史,至少是我们看到的历史,是被精心建构出来的,而谁掌握了历史的叙述权、解释权,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建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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